开心8选定牌


开心8选定牌易飞不认为自己很愚蠢,他认为自己不但不愚蠢,而且还很聪明。开心8选定牌没有你的日子里这日子还算日子吗
开心8选定牌保险人员上门推销意外险  “您看这款产品很合适的,  万一您发生意外去世,  您的妻子拿到这笔钱生活也能有保障。 ”  我老婆听了很生气“你说什么?!”  “我只是说万一,您别误会。”  “什么万一!你是说以我的姿  色将来还改嫁不了了是吗?!”开心8选定牌我决定了,这块金丝种翡翠我不卖了。开心8选定牌 7月20日是梦之旅实践队在电白二中支教的第八天,转眼十天之期就只剩下两天。在这个即将分别的日子,令所有队员想不到的是,二中陈校长竟然作东给我们梦之旅31位队员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开心8选定牌在郝仁的淫威下,胡浩不想认输也不行了,最后郝仁放开了,对着围着四击的同学笑一下,走到砖头上面把四千元拿起来数钱去。开心8选定牌栀夏的眼睛忽然就空洞起来,墨眸显得暗淡无神,就那样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鹿飞亭蹦跳蹦跳着走到栀夏的面前,用手不断地晃来晃去的,迷惑地看着离冬阳,你又对别人施迷术啦?
开心8选定牌时不时敲打着窗
开心8选定牌如果有下辈子,
开心8选定牌今天,在行政服务中心的电梯里,我听到最多的是发牢骚,群众觉得跑得太多了,原因是部门之间的沟通不够,证明太多,人性化不够多。希望,明天睁开眼睛,办事不会好事多磨……开心8选定牌探险家的字典里查不到懦弱只要一息尚存生命总是与挑战捆在一起假如没了征服人生将黯然失色
开心8选定牌华夏国一号首长的办公室内,华夏政府一半的高层领导都在这里商量着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开心8选定牌这句话像是给我吃了颗定心丸,因为我了解你,说到做到,有着你的抱,感受着你轻缓的呼吸,外面的世界,月光如水,夜色如水,像是回到了小时候
开心8选定牌无论是怎样小心翼翼
开心8选定牌反正又不是很远,他们只是跑山,晚上会回来的!

南非娱乐城

99贵宾会下载博天堂娱乐凯斯娱乐城尊龙娱乐澳门银河开户创富东方搏天堂线上娱乐918 海王星娱乐城 博发国际娱乐城 www.666k8.com 阿玛尼国际娱乐城 澳门永利 合乐888国际娱乐城 卡利会娱乐城 玫瑰娱乐城 新濠峰娱乐城 新葡京 www,dafa888,com 网上娱乐城排名 百家乐游乐场 博彩网址国际娱乐城 亚洲娱乐城 凯发娱乐 英国威廉希尔公司 99彩票娱乐平台 沙龙国际娱乐 功夫娱乐城网站地图瑞博国际真人百家乐网站地图网络百家乐注册送钱e8889.com网站地图http://tinyurl.com/oyvshlb网站地图888真人注册送钱e8889.com网站地图http://tinyurl.com/o7w7xla网站地图大发888游戏平台网站地图亚美国际花园网站地图3u国际娱乐城返水网站地图贝博线上娱乐网站地图注册送白菜mg网站地图优博国际2单元室网站地图百家乐网址注册送钱e8889.com网站地图黄金岛棋牌游戏网站地图网上投注竞彩网站地图凤凰国际时时彩可靠么网站地图百家乐注册送钱e8889.com网站地图真人赌博游戏网站地图明升国际网上娱乐注册送钱e8889.com网站地图环亚娱乐注册送钱e8889.com网站地图乐成国际学校网站地图

问法法规
http://www.51wf.com/law

隐藏相关: 词条 资料 下载 打印 收藏 字体大小:
分享到:
下一个 上一个 第一个 最后一个 转至
全文

高度重视对民事权益的保护
--在国家法官学院中级法院院长培训班上的讲话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唐德华

  高度重视民事权利的保护,这对人民法院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是民事审判存在的依据和应当履行的职责,但在实践当中却往往不被人们重视,因而严重影响了民事审判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妨碍了民事审判工作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要求。所以我就结合民事审判的情况,针对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特别是某些常见性的问题谈点儿看法。
  一、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什么要强调高度重视民事权利的保护
  1.加强对民事权利的保护是人民法院的性质决定的,是审判实践的需要。人民法院担负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权利的重要任务。过去我们总是把法院当成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强调的只是打击敌人,处理敌我矛盾,这两者把我们的脑子给束缚住了,既然是专政的工具,理所当然就是对敌斗争,打击犯罪,惩罚犯罪,把处理敌我矛盾作为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责和主要任务。作为工具,不仅国家各种不同行政职能部门可以用,地方各级党的组织更可以用,而且怎么方便怎么用,应当说这完全符合逻辑。但就是这个专政论和工具论,一直影响着人民法院的性质、职能作用的全面发挥,更影响了人民法院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行政部门、领导机关的个别负责人对个案的干预和批示与日俱增,地方人民法院在少数人那里成了“地方的”法院,甚至沦为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工具。当前,专政论和工具论的影响仍然存在,这是对法院性质认识上的误区,这个观念必须改变。无论从人民法院的任务、职能,还是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如人身权、财产权的保护都是不利的。保护民事权益,这是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责,更是民事审判工作的全部内容。
  民事审判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因民事权利发生争议来法院进行诉讼,由法院审理并作出裁决。从大的概念上讲,包括民事审判、经济审判和其他平等主体之间、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的各类案件。民事诉讼法的第一条讲的就是根据民事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的本法。经济审判同样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民事案件这是人民法院的主要职责,是一项基本的任务,是其他审判所不能代替的。刑事审判主要任务是打击犯罪,行政审判的任务主要是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所有各项审判都是实现保护人民的目的。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包含着惩罚犯罪和制裁违法行为,但是惩罚也好,制裁也罢,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才是真正的目的,所以从法院的性质来说,应当高度重视对民事权益的保护。
  从法院的工作和审判实践看,过去相当一个时期民事案件占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案件总数的80%以上,近两年,传统的民事案件仅占60%左右,如果我们把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益之争和适用民事诉讼法审理的案件均归类民事案件,那么民事案件就占近90%,这个大头抓不好,就会影响到其他各项审判工作。所以从人民法院的任务上说,也必须高度重视对民事权益的保护。
  2.加强对民事权利的保护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保障改革顺利进行的需要。无论是从当前还是从长远考虑,保护民事权益都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并指出稳定是前提,没有社会的稳定,政治上的安定,就没有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其他事情也办不成。所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对我国的改革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民事审判恰恰在这点上有效地发挥了它的作用。打击犯罪固然重要,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如果民事审判搞不好,大量的民事争议得不到解决,合法的民事权益得不到保护,就可能产生两个后果:一个是可能由此而引起矛盾的激化,影响社会稳定。现在刑事案件中,仍然有60%以上是因为民事纠纷而使矛盾激化引起的。二是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有的还可能引起群体诉讼,影响国家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的顺利出台和实施。因此,如果这些纠纷解决不好或处理不当,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比如,近两年由于职工下岗而引起的纠纷和劳动争议明显增加,以至成倍的上升,这与改革工作的顺利实施,与社会安定团结密切相关。又比如赡养和抚养方面的纠纷,一人有事,全家不安;一家有事,四邻不安。还有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房地产开发实行宏观调控后,房地产纠纷显著上升。所有这些,都说明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和重大改革措施落实,都可能涉及到民事审判。再拿下一步农村实行“费改税”来说,这本来是政府行政管理方面的事,我们法院不可能去直接受理“费改税”政策方面的案子,但是如果因为“费改税”而引发了民事纠纷,引发一方对另一方合法权利的侵犯,那就会引起民事诉讼,法院就得管。所以国家改革措施的出台,改革的深化,都会涉及到通过民事审判职能作用的发挥,关系到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
  相反,从另一个角度看,有些案件具备人民法院受理的形式要件,但根据实际情况,法院受理往往受一定条件的约束,既可能受时空限制,也可能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受理了反而可能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比如说,国家对某个方面的问题正在清理、整顿,对由此而发生的纠纷,从国家大局考虑,有的暂时就不能受理。比如清理整顿公司、清理整顿金融秩序、清理整顿非法传销等等,其中都可能包含某些民事纠纷。在清理整顿期间,就不能受理,即使受理了,判决的结果有可能与清理整顿的原则相悖,社会效果不好。诚然,暂不受理不是完全不去做工作,也不是说永远不受理,主要是考虑受理后不利于清理整顿工作的顺利进行,不利于社会安定,这也就是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所以民事审判工作做得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这是不容置疑的。
  3.加强对民事权益的保护,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市场经济对人民法院的基本要求是通过法院的审判活动来规范市场经济活动,保障市场机制的有序运行,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因此,必须依法制裁违反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同时市场经济也要求法院依法保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合法民事权利,这两项要求是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的,人民法院通过民事审判活动对财产权和人身权进行有效的保护,这正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有序地运行的前提。所以,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民事权利如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就能维护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有句名言说:“人民法院的公正审判活动本身不会为社会创造财富,但是确能有效地激励人民创造社会财富”。人民法院通过民事案件的公正审理,可以充分发挥个人创造的内在潜力,促使人们合理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效益,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4.加强对民事权利的保护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需要,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尤其是在十年动乱期间,那种对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的肆意践踏,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文革”以后,国家先后制定了不少重要的法律,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以来,法制进一步完备。应当说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包括宪法和各部门的组织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都已具备,并不断完善,人民法院的各项审判工作都已有法可依。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中,主要是调整民事关系、规范和维护市场主体和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法规,而人民法院审判的案件,大量的也是民事案件,因此民事审判工作抓不好,就意味着国家制定的民事法律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就难以顺利实施。由此可见,从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也必须高度重视对民事权益的保护。
  那么为什么在社会生活,尤其是在审判实践中会忽视对民事权益保护的重视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没有摆正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强调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而忽视了个人利益,人为地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对立起来。应当说,这三者有时候会有矛盾,但大多数情况下是互相联系、互相依从的,是互补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也就没有个人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没有个人利益也就难以保障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计划经济形成的是卖方市场,为了保证国家对每个人提供必要的产品,必须侧重于保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否则就会造成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而现在的市场是买方市场,要搞活经济必须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如果不注意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就不可能提高和刺激消费,让消费者拿出钱来发展经济。现在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已经达到6万多个亿,有的就是担心自己的血汗钱被流失,或者说是心里没有底,之所以产生这种心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民事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所以往往一个案件的处理不正确,就会影响一大批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如说,存款纠纷、存单纠纷处理得不合理,存款人、单证持有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就可能影响一大片,甚至发生挤兑现象。过去我们常讲处理一案,教育一片,影响一线,也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现在很多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除了刑事上的一些大案、要案外,大量的是民事案件,这类案件关系人们的切身利益,许多案件有代表性、典型性,所以对处理结果有不少有类似情况的人很关心,影响就大。现在还有部分人认为民事是小事,这种陈旧的观念既没有看到民事案件关系千家万户,具有典型性,也没有把民事活动和社会活动、经济活动与两个文明建设紧密联系起来。以前民事活动以公民的个人消费为主,因此表现出来的也是家庭的“琐事”、个人的“小事”。今天则是任何民事活动都不可能离开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是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反映。因此与过去相比,现在的民事活动范围要广的多,反映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多,就拿传统的离婚案件来讲,现在有的离婚案件反映出来的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外,紧密联系的还有经济关系。有的家庭本身就有公司、企业,婚姻关系的破裂必然引起对企业财产的分割。家庭财产和企业财产有时很难分清楚。这就给财产的分割带来了困难。现在的公有住房经过房改,在离婚案件、继承案件中,就会涉及到房改房如何处理的问题。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家庭经济,这必然与婚姻家庭关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小家庭联系到大社会,家庭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的经济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国与家是紧密相联的。据统计,1999年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民事案件,债务案件首次超过了婚姻案件,看来这样一个趋势会延续发展下去,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经济结构大变化的前提下,这个变化还可能加速,债务案件的数量还要增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民事活动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当中的重要作用,从而高度重视对民事权益的保护。
  第二,没有深刻认识到民事审判工作对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作用。以人为本,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倘若对以人为本的含义没有深刻认识,就不可能重视人的作用。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基本因素,也是事业成功的决定因素。江总书记曾经提出,以人为本,没有人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能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这就要处理人与人之间和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矛盾,为人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民事审判工作是维护合法权益的工作,是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排难解纷、化解矛盾的工作,人们的民事权利得不到保护,比如说,公民的名誉受到诋毁,家庭财产受到侵犯,或者不断发生纠纷而又得不到解决,那就不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调动起来。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把审理好案件与人的积极性分割开来,无视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因而对合法权益的保护重视不够,或者自觉性不高,从而也影响了民事审判工作的社会效果。
  第三,没有理解民事审判工作在各项审判工作中的基础地位。在各项审判工作中,民事审判是基础,是大头。说它是基础,就是因为民事纠纷是涉及方方面面的、大量存在的。可以说,民事审判工作的主动权掌握到什么程度,法院工作的主动权就能控制到什么程度。近些年来,我们一再强调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出要把这项工作作为做好审判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抓好。所谓基础工作,从法院审判工作来说,一方面就是要加强属于案件大头的民事审判工作;另一方面是要保证基层人民法院尤其是他派出的人民法庭的办案质量和效率,因为它们担负着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任务。据统计一审案件80%以上是基层人民法院包括人民法庭审理的,一审办案质量和效率直接影响到整个法院办案质量和效率,所以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基层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直接接近群众,与群众联系最密切,许多工作特别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各项工作,更要靠基层人民法院去落实。当然,法院参与社会治安方面的综合治理不是去代替应当由行政部门分工完成的事,而是要发挥审判机关的职能作用,比如打击犯罪活动,制裁违法行为,通过案件的审理等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使群众懂法、守法。所以加强民事审判工作,加强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也是对基层基础工作的强化。
  二、法院保护民事权利的原则和手段
  在民事审判工作中,坚持保护民事权益的基本原则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离开了保护的原则,就有可能混淆民事审判和其他审判的不同性质,甚至偏离民事审判工作的方向。哪些是保护民事权益的基本原则呢?或者说审理案件应当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呢?结合当前审判实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合同自由原则,也叫做意思自治的原则。这项原则的基本内容是指在民事活动中,参加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订不订合同、与谁订合同、订什么样的合同等完全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缔结合同关系,为自己设定权利或对他人承担义务,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干预,国家也不应干预。所以合同自由原则主要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缔约自由,选择对方当事人的自由,订立合同方式的自由以及双方当事人可以自由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自由。合同自由原则在民法通则第4条和合同法第4条都有很明确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必须明确,凡是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就无权去改变或者变更当事人符合合同自由原则的约定。现在有些民事审判人员对此原则的重视不够,比如当事人自愿缔结而又不违背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轻率宣告无效,随意改变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内容,甚至在没有法定理由的情况下,擅自解除正在履行的合同等等,所有这些做法,都是违反合同自由原则的。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审判人员对新的合同法规定精神理解不够准确,直接影响了执法水平;二是由于过去我们强调国家对合同的干预和过多的行政管理,同时片面强调保护国家、集体的利益,缺乏合同自由的观念,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观念,动辄就是国家干预和采取行政手段;三是没有把民法作为私法来对待,公权力过多干预私法关系,这是最关键的。现在有些问题的争论仍得不到解决,主要是思想观念统一不起来,达不成共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理解不一致。比如说检察机关的监督,为什么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思想总是统一不起来、认识上不一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合同原则有不同的理解。说到底有的人不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活动规律办事,而是采取国家干预的办法、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当事人的依法进行经济活动,合同自由的原则没有得到尊重。诚然,合同自由决不是当事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要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遵守市场经济秩序。现在检察机关把他们监督的工作的重点放在对民事、行政审判的监督上,这本无可非议,但是如果对保护民事当事人民事活动的自由,对民法和民事审判的性质认识不统一,不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立法精神进行监督,那就必然会造成监督上的无序和混乱。
  2.平等原则。所谓平等原则是指参加民事活动的当事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所有制性质是什么,经济实力的强弱如何,他们在法律上的地位都应是平等的,也就是我们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法律对双方都应当提供平等的法律保护。需要注意的是,平等原则所要求的平等,不是指经济地位的平等或经济实力的平等,而是“法律地位”的平等。民法通则第3条和合同法第3条对这个原则有规定。民事主体地位的平等是民事审判区别于刑事审判、行政审判的主要标志。许多人对这个原则有误解。特别是当有一些法律对某一类主体或者群体作出特别规定时,比如说,妇女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等。这些法律作为实体法,强调要保护这类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这是从立法上对某一类主体的特别保护。但必须认识到,一旦发生诉讼,法院来审判这类案件的时候,无论什么主体,其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要平等地适用法律,保护的是合法的权利,而不是对某类主体有超越于法律之外或法律之上的特权。在实体法上可以作这样、那样的规定,但在诉讼中地位是平等的,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
  3.公平原则。公平原则主要是针对合同关系而提出的要求,即当事人在缔结合同关系时,尤其是在设定合同内容时,应当遵循的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现代民法设立公平原则的目的在于,对于市场交易的合同关系,要求兼顾双方的利益,并以“诚实信用”、“情势变更”、“显失公平”作为调节、判断标准,使公平原则得以体现。在合同关系当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对违约都有过错,或者都没有过错,法院就应该根据双方当事人过错的大小,根据客观实际平衡双方利益,适用公平原则来确定各自相应承担的责任。过错属主观范畴,表现为客观是很复杂的,法律对过错没有量化,在确定过错大小的时候,只能由法官根据具体案件情况作出裁决。有的案件确定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可能是“四六开”,也可能是“三七开”,还可能是“二八开”,这里面有一个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就是法官根据自己的法律意识、执法水平作出决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平又是相对的,不能绝对化,对某一个具体案件来说,很难量化到三七开就公平,四六开就不公平。公平原则在市场经济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但必须强调在适用这一原则时不能滥用。合同法里原来几稿里面都有一个“情势变更”原则,最后去掉了。但从本质上讲,“情势变更”原则其实质是个公平原则,从它适用的目的讲,是给法官一个自由裁量的权利。从审判实践看,还是有“情势变更”的问题,慎重地适用有其实际意义。一是审判实际有需要;二是实际上给法官一个自由裁量的权利;三是从国际趋势来看,“情势变更”已经被许多国家所采纳。但立法既然没有规定“情势变更”原则,在此情况下,就可以适用“公平”原则。比如说审理房地产方面的案件,在宏观经济调整、整顿建筑市场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合同如果继续履行,非但达不到合同的目的,而且实际上也不存在继续履行的可能性。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又不是当事人可以预见到的或一方的过错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用“情势变更”原则来处理,就显失公平,也不能使问题能得到合理的解决,这就不得不适用“公平”原则。这个原则是民事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原则,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存在,侵权案件中也存在。我国民法通则特别是新的合同法是采取严格过错责任原则,但也有特殊。公平原则它不同于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特殊责任原则,是为平衡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如果损害后果发生了,但是双方都没有过错,在这种情况下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那么怎么处理呢?总不能让一方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为了避免这种显失公平的后果发生,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由双方当事人分担损失后果。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的:“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当然,分担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不作任何区别,而是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综合考虑。公平原则在民事审判工作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由于很大程度上有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如果掌握得不好,就可能影响到裁判不公。至于在处理合同纠纷案件中,过错原则与公平原则能不能同时适用,这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从实际情况上,适用法律有竞合,这种案子我们遇到过,所以这两种原则的同时适用难以避免。
  4.制止权利滥用的原则。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不能因为自己行使权利而损害他人的权益,更不能损害国家或者集体利益。有的民事权利还是互相制约的,一方行使权力,可能使他方不方便,或者使他人的权力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行使权力就应当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度”,就可能构成权利的滥用。如无理先告状,故意拖延诉讼,有意扩大对方损失,别有用心钻法律的空子等等。在实践中,权利滥用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一些财产案件中,表现在请求权和处分权上。合同法给予了当事人很多法律救济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比如抗辩权、先行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撤销权、代位权等,有些是原来三个合同法中没有规定的,正因为这样,更要强调不能滥用权利。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果权利被滥用,就会干扰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我们常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其实更重要的应当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是信用经济,是道德经济。权利被滥用往往就是不讲法治、不讲信用、不讲道德,从而使市场经济不能有序发展。
  下面再谈谈关于保护民事权益的手段问题。不言而喻,依法保护民事权益还必须采取必要的手段,其手段主要是两方面:
  首先是程序上的保护。诉讼程序不仅是保护诉讼主体的一种手段,而且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以前对程序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历来受“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这几年应当说有很大的转变,一再强调程序和实体的并重,强调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前提,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没有程序的公正就不可能有实体的公正。程序的公正不仅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保障,而且本身就是司法公正的体现,所以要高度重视程序公正。我们审理案件的过程具有非常严密的程序性和严格的规范性,它限制我们法官在解决纠纷时可能出现的主观随意性,实现司法公正就需要严格遵循诉讼程序。只有按照严格的程序作出的裁判,才能实现裁判的公正和社会的正义。程序作为保护民事权益的一种手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案件的主管。主管是指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解决法院应受理哪些案件,那么就可能发生超越权限管了法院不该管的事,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会偏离审判方向,造成不好的社会效果,或者出现裁判的不公。例如非法“传销”案件,如果单纯作为“买卖”,即使没有书面合同,也会有口头合同,一般发生纠纷都是货给了没给货款,现在到法院打官司,你说能不能受理?我看至少不属于根本就不能管的事,那么,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要通知暂不受理呢?这是因为国家对“传销”活动正在进行清理整顿,非法传销将被禁止或取缔,如果我们受理这些案件,可能会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以至支持“传销”,这和国家清理整顿的大方向是矛盾的,因而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统一。办案要服从大局,不要只看某个具体案件,胸中无大局,审判工作就可能偏离大方向。
  2.案件的管辖。争管辖是我国长期不能解决的怪现象。当事人打官司,法院为什么要争管辖,这不是怪事吗?从诸多案件看,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地方保护主义作怪。因为要保护地方的利益,就先要把对案件的管辖权争过来,这才有胜诉的可能,所以争管辖实质是决定诉讼的胜负,由程序不公决定实体不公,这也是为什么当事人到外地打官司很难打赢的原因。
  二是裁判不公。如前所述,要保护地方利益,首先要争管辖,争裁判权,目的是偏袒一方,作出不公的裁判。现在有的法院为了争管辖,可以改变当事人请求的理由和事实,可以改变案由。比如,房地产案件,本来是不动产纠纷,改成债务纠纷;本来是物权争议,改成债权争议。不难看出,如果不归自己管辖,判决很难是公正的,判决没有社会公信力,当事人也很难信服。在管辖问题上,我们能不能正确执行有关管辖的规定,就是对民事权益能不能采取正确的保护手段。从审判实践看,当前在指定管辖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管辖权本来很明确的,只是为了地方的、部门的利益,或者是当地哪一位领导干预了此案,而需要指定管辖。二是指定管辖本来是解决程序上的问题,即当事人请求法院审理的案件应当由哪个法院受理,而不是解决案件的实体权利的处理。比如,合同纠纷案件,指定管辖时只能明确该合同应由哪个法院受理,至于合同有效、无效等,应该通过实体审理才能解决,如果在指定管辖的裁定中即予认定,这就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指定管辖的范围,既影响了受理案件的法院独立地行使审判权,也影响了对当事人权利的公正保护。
  3.财产保全。诉讼保全的目的是保障判决的执行,保障当事人在未来判决中所保护的权利能够实现。如果案件终审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虽然得到法院的确认,但由于法院没有应当事人的要求进行财产保全,待到强制执行时,义务人转移或耗费了已有的财产,由此发生没有可供再执行的财产,这就会使判决所保护的民事权益得不到实现,这样的判决无异于一纸空文。从实践看,该保全的没有保全,这里有人为的因素,有工作上的失误,也有可能是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此外,同一标的物重复保全,这也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种现象可以说屡见不鲜,而且多数情况下是明知故犯。
  在诉讼中法院对保全的财产处分不当,也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比如说有的法院将已经保全的财产,允许申请人和第三人达成和解协议,解除诉讼保全,然而当案件判决后,致使权利人的权利无法得到实现。诉讼保全本身就是保护民事权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这个手段使用得是否正确,与案件处理的结果和裁判能不能得到执行,关系很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4.证据。证据问题在我们审判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确定哪一些材料可以作为诉讼证据,诉讼证据要经过一些什么样的程序才能成为定案的依据,为什么要采信这一证据而不采信另外的证据,证据的证明力、证据和证明对象的关联性等等,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能不能够正确地处理,也关系到民事权利能否得到有效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高法院在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定中规定了一条,凡是作为定案的证据,必须经过当庭质证、认证,关键要经过质证。对认证的问题,过去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审判方式改革要求认证在法庭,现在看来认证不一定在法庭,庭前交换证据这是应当允许和提倡的。因为这可以简化庭审中的繁琐过程,避免把庭前可以解决的问题都拿到法庭上来走走过场,延长庭审时间,加重当事人的诉讼负担。现在有的庭审效率比较低,一个案子开庭审理的时间很长,所有的证据都要在庭上举证,不分主次,都必须在法庭上质证、认证,这样费时费事,影响办案效率。如果证据在庭前交换,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就不必都在法庭上逐一质证、认证,这就能大大提高庭审效率。采信证据有一般规则,比如说,直接证据比间接证据的证明力要强,书证证据比口头证据的证明力要强,原始证据比传来证据证明力强等等,这是一般规则,也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在处理案件当中往往不是这样。比如处理借款纠纷,有借款的书面借据,在开庭审理的时候,出借人在陈述交付款项的地点上说的不十分清楚,法官就断然否定了这个书证。俗话说“私凭文书官凭印”,这个书证究竟能不能否定?因为书证的证明力比口头证据的证明力要高,你怎么去否定它,这就涉及到法官对证据如何认定和采信的问题。按理说,你有书面证据、有借款协议、打有借条,而这个借条经过鉴定又是真实的,你要否定它,那么债务人、借款人就应该负有举证责任,而不是因为债权人陈述的某一环节不够清楚,就轻率地否定这个书证。所以认定证据的效力往往体现了法官的办案水平。有人以为,以上关于证据的证明力,是适应法定证据制度的反映,应当摈弃。看来如果处理不好,同样会影响到民事权益的保护。
  5.不告不理。“不告不理”是民事审判的一条重要原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民不告,官不究”。这是因为民事权益争议是属私法调整的范畴,实际上也是对当事人请求权的保护。所谓请求权,就是指当事人因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或者发生了争议,通过法院请求保护的权利。按照通常的解释,请求权还包括对对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请求。但合同法把这种请求统称为“要求”而不称“请求”。保护当事人行使请求权,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也是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即对诉权和实体权利处分。请求权、处分权本身是当事人的权利,是所有权的权能,所以民事诉讼采取“不告不理”。法官就像足球裁判一样,他应当是居中裁判而不应当站在当事人的任何一方,强求对方告什么不告什么,而应当是你请求什么,我解决什么,法官随意改变当事人的请求,这实际是利用公权力强制行使私权,应当说这是法律不允许的。例如,有这样一个案例,当事人订了三份贷款合同,第一、二份担保合同里面约定,如果到期债务人还了借款,担保人就免除担保责任;第三份合同约定,如果超过担保期限,担保人免除担保责任。结果因债务人用第三笔借款偿还了第一、二笔贷款,按合同约定免除了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后来债权人告债务人清偿贷款,并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法院审查担保人已超过了担保期限,按照合同约定,他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第一笔和第二笔贷款是用第三笔还掉的,按照合同约定,还了贷款就不承担担保责任,第三笔已超过了担保期限,担保人也不承担担保责任,这样三份担保合同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全部免除。这个案子单从当事人请求上看,判决免除担保责任从法律上讲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请求变了,结果就会发生变化。如果原告提出的请求是债务人用第三笔贷款还第一、二笔贷款,属“以贷还贷”,违反了银行贷款的规定,虽然还了,但是是无效的。第一、二笔的还款无效,那么担保责任就不能免除,这样第三笔就不能因为超过了担保期限就不承担担保责任了,这样一来担保人的责任也就免除不了。这个案子法官不能改变当事人的请求,按“不告不理”原则,法官不能为其出主意改变诉讼请求,律师可以,法官不行。因为法官在当事人之间必须保持超然的、中立的、公正的地位。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但是这里也要注意:如果是被告反诉或者是提出新的抗辩事实,则另当别论。又比如说,二审上诉案件,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规定,针对上诉人请求的有关事实进行审理。刑事上有一个上诉不加刑的问题,民事上能不能增加上诉人的责任或义务,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规定,是不行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作了这方面的规定,虽然前后规定不一,但按照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不适用1992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0条的规定,而应当适用后面作出的司法解释。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排除双方都上诉的情况,如果双方都上诉,就有一个调整一审判决的问题,所以这一原则只适用于一方上诉的案件。如果是一方上诉,另一方没有上诉,说明没有上诉的一方已经接受了一审的判决结果,也就不应当超出其请求范围而增加新的利益,相反,上诉人上诉也不会请求比一审判决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比如说一审判决我赔偿500万,上诉人请求赔对方800万,无论是实践还是情理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上诉人。他上诉本来就对一审判决承担的责任和承担的义务不服,如果到了二审反而增加他的责任,增加他的义务,那么就违反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规定和有关的司法解释,所以一方上诉的案件顶多也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不能他没有请求之外再增加他的义务。诚然,如果一审由于事实没有查清,二审发回重审,因为要适用一审程序,则另当别论。所以“不告不理”的原则实际上是对当事人请求权的保护问题。再就是第三人的请求权问题。为什么说第三人有一个请求权的问题呢?本来原告告的是被告,并没有告第三人,在第三人的利益和当事人一方的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当他支持的一方败诉,往往判决的结果是由第三人来承担义务。如果当事人不请求而是法院依职权追加,这也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所以“不告不理”的问题在一审的请求权和二审的上诉权问题上都会有所体现。
  6.审限。一审民事案件规定在6个月内结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再报请上级法院批准。审限问题,据了解,很多国家都没有规定,案件的拖延问题在各个国家普遍存在。有句话叫“迟来的正义就等于无正义”。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一是没有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办案;二是没有坚持法定的期限。现在看来,审限问题有的是地方保护主义作怪,并不是案件复杂而结不了案,而是为袒护一方利益而故意拖延;有的是工作责任心或者自身法治观念不强,没有把超审限认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现在很多地方搞办案流程管理,如河北等省就实行一案两卡,一案三卡的办案跟踪制度,效果较好。现在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一下,基层法院如何更多、更好地适用简易程序和督促程序,使大量案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比较简易的程序得到解决,以降低诉讼成本。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保护合法权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其次是实体上的保护。如前所述,程序是保护民事权益非常重要的手段,甚至是前提,是基础。但民事权利保护的最终体现是实体保护,即通过对实体权利的裁判结果,来实现当事人的民事权益保护。所谓裁判结果的公正,就是指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能够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正确地适用法律,依法做出客观公正的、不偏不倚的裁判。结果的公正是裁判活动的本质特征,也是诉讼当事人的期望所在。当然在某些情况下,结果的公正往往社会评价不一,张三说法院裁判正确,某法官是清官;李四说法院裁判错误,该法官是枉法裁判,不是贪官也是糊涂官。因为人们对法律、对证据、对事实认识和观点上的差异、主观愿望与法院裁判结果之间的反差程度,对案情的了解和掌握的多少,以及法律知识、素养等等,都可能导致人们对裁判结果持不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什么标准和怎样衡量裁判结果是否公正呢?主要是以法官对证据的分析和判断是否正确、事实是否清楚、判决和裁定是否正确地适用了实体法、程序是否公正、裁判的结果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支持等多种因素决定。从实践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案件的定性。法院审理案件,首先应该查明事实,准确定性。比如在合同案件中,就是说根据案件事实,首先要准确认定是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抑或是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是缔约过失责任还是履约过错责任。从大的方面来说,当然首先应当分清是民事责任还是刑事责任抑或行政责任。对案件性质认定不准,就可能影响案件的处理。比如拾得遗失物不返还究竟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这里讲遗失物、而不是讲遗忘物。因为对遗忘物不返还在刑法中已有明确规定,也就是说对遗忘物不返还要负刑事责任,属于刑法调整的问题。但对拾得遗失物是民事还是刑事,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有个案例,某人丢失了钱包,他记忆中好像是在商场购物时丢的,售货员确实拾到一个钱包,交班时对下一个接班的人讲,如果有人来找钱包,经核实后就还给他。后来果然有人来找,问钱包是否丢失在商店里,售货员说没有。后来他反复回想,钱包还是在商场丢的,坚持要求售货员返还,但售货员仍说没有拾到,这样失主就起诉了。这个案件是刑事还是民事?从法理上分析,多数人认为售货员开始拾得钱包并保存起来,叫无因保管,应当鼓励;明知遗失物不返还,叫不当得利;拒绝返还不当得利为侵占。这事的全过程从性质上讲仍属于民事。但有些人主张应定侵占财产罪,其实构成犯罪的行为必须对社会有危害。所以说,案件定性要准。根据合同法第43条的规定,如果合同没有成立只能是缔约过失责任,只有在合同成立以后才是违约责任。以前我们在审判当中没有这个概念,现在合同法有些新的原则和制度必须明确,如合同的成立,合同生效,合同有效、无效。这是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范畴,也有不同的法律后果。生效以后是不是必然有效,不是。合同成立以后不一定就生效,合同生效不一定有效(这个问题有争议)。如果对这些问题民事审判人员不去认真理解,仔细推敲,就可能影响到对民事权益的保护。关于案件的定性本身是个复杂的问题,许多方面理论上有争议,实践中认识也不一,个人意见不一定正确,但作为问题提出来研究还是必要的。
  2.物权、债权的效力。一般说,物权的效力高于债权,债权不能对抗物权,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以至古今中外都没有争议,但对此理解就不一样了。比如房地产开发,甲是房地产的开发商,将一幢房子出售给乙,乙交给甲一部分价款之后取得了该商品房的产权。乙拿着这幢房屋去银行抵押贷款,由于乙没有交足价款,所以处理这案件时就涉及到:一是房屋设定的抵押权,这是物权,而乙欠甲的房款是债权,债权是不能对抗物权的,但有的判决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将抵押出去的房屋返回,然后再把房屋退给甲。这实际上就违反了物权优于债权,债权不能对抗物权这个基本原则。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有些是属于法律有明确规定,比如说优先购买权,法律上虽有规定,但认识有分歧,审判实践也出现了不同的裁判结果。法律规定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共有人有优先购买权,但有人说,出租人把房屋卖给了第三人,第三人取得的所有权,当然是物权,优先购买权本身是债权,为什么能对抗物权?“买卖不破租赁”这是一条重要原则。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第一。优先购买权是法律规定的特殊保护的权利;第二,承租人和出租人的租赁关系在前,出卖房屋在后,前面的租赁关系带有公示的性质。所以,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物权对抗债权,这样坚持“买卖不破租赁”是对的,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文件中特别指出了这一点,是有针对性的,很有必要。
  3.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现在的合同法与第一批关于合同法的司法解释都规定了权利义务转让问题,既明确,又具体。但在审判实践中,常常发生以下情况,即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以后,仍把已将权利义务转让出去的人拉到诉讼当中来作为当事人。比如说,甲和乙联合开发房屋,甲出地、乙投资,结果乙投资一部分以后,没有钱投了,于是乙就找了个第三人来接收这个项目,第三人和原来开发的双方也都同意把乙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后来甲和乙发生诉讼,法院又把第三人拉进来作为当事人,应当说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因为权利义务既然已全部转让给了第三人,直接发生关系的是第三人。至于第三人和乙还有什么问题没搞清楚,那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把这种关系作为必要的共同诉讼来处理是不对的。在这一诉讼中,第三人可以参加诉讼,而不是必须要参加诉讼。如果第三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可以另诉。所以,追加第三人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更不是必须。这样的案例不少,在处理权利义务转让的合同时应该注意前后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地位的变化。
  4.法律规定的适用。准确适用具体法律,包括某个条文的适用,这是正确处理案件的前提,也就是说,即使案件事实查清了,案件的定性也准确,但所适用的法律错误,没有“对号入座”,判决结果也会发生错误。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49条规定加倍赔偿。在什么情况下消费者应当获得加倍赔偿,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有不同理解和做法,同样的案件裁判结果完全不同。必须明确,加倍赔偿是有个前提条件的,就是必须有“欺诈”行为存在,至于什么样行为构成欺诈,最高人民法院有明确的司法解释,没有欺诈就不能请求加倍赔偿。消费者、生产者、经营者,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不能有“消法”保护消费者权益,就加重生产者或经营者的责任,只有在符合法定条件时,才能加重责任。同时是不是消费者也是特定的,“知假买假”,从中牟利,“知假放假”,沆瀣一气,本身并非消费,即不是消费者。这种“打假”是“假打”,不应获得双倍赔偿。还有些情况法律上没有规定,但我们实际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些案例。比如说房地产案件中经常发生的“加层”的问题,即建设方在原来的基础上另外又加了层,所加的层怎么处理?按照过去处理这类问题的案例,其原则是:对加层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办;对加层没有约定的,把建筑方的成本扣除,然后按原来约定的比例进行分配。像这些情况没有法律规定,但有案例也可以这样办。我们虽然不是判例国家,如已有的案例,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可以参照执行。

相关机构